詩與酒與山水田園有不解之緣。酒使人從生理上得到麻醉，詩使人從精神上得到陶醉，而山水田園既醉身又醉心，故而詩酒山水文化成就了中國文人富有傳奇性的獨特而具有審美意義的一生。

　　詩人飲酒，以魏晉南北朝及唐宋為鼎盛。有阮籍，劉伶似的酒怪；有陶淵明、王維似的酒神；有岑參、王翰似的酒俠；亦有杜甫、白居易似的酒圣；有李白、蘇軾似的酒仙……詩人們或飲酒作詩，或詩中寓酒。以詩酒解愁，逃避現(xiàn)實的苦難；以詩酒自娛，沉溺人生的享樂；以詩酒寓懷，感慨生命短促的悲涼，無奈；以詩酒為志，實現(xiàn)人生別樣的追求。詩酒本同源，西方哲人柏拉圖談到詩人靈感到來時的迷狂狀態(tài)，以為那就是一種如醉如癡、神智昏迷、精神恍惚、類似瘋顛的狀態(tài)，詩人正是在酒神的狂歡中方能靈感閃爍，創(chuàng)作出驚天地、泣鬼神的詩作。詩神正是“酒神”狄奧尼索斯。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文中也以為西方詩源于希臘悲劇，而希臘悲劇源于原始希臘酒神的祭祀儀式。詩人們只有在醉境中方能擺脫世俗的羈絆，方能洞見美的世界的光輝。

　　所以說詩的形式本身就是酒神儀式的移位。無偶，一干年前的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終于成為了一種自覺，獨立于經(jīng)、史、哲之外，而有了自身品格，從那天起，中國文人就將酒與詩極奇妙地渾融無跡地結(jié)合起來，使之成為他們自身的一種象征，一種人生追求，散發(fā)著獨特的人格的魅力。

　　阮籍的飲酒曾留下許多奇聞：醉臥當壚美婦旁；爛醉六十日以拒司馬昭為兒子之求婚；醉后乘車到郊野狂嘯山林……表面看來，阮籍似乎是一個酒徒、一個醉鬼。然而，撩開面紗，我們卻可以看到作為“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靈魂深處的創(chuàng)傷，聽到他悲愴的絕望的吶喊。

　　屈原在《漁父》篇中借漁父問答來表現(xiàn)自己“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的現(xiàn)實主義的人生態(tài)度。然而屈原的清醒使他在那個險惡的時代無以為生，只能自沉汨羅江以殉志。然而作為生活在人人岌岌可危、生命難保的魏晉時的阮籍不愿以身試法，徒惹殺人之禍。他有莊子似的豁達與忍讓，但內(nèi)心深處又有屈原似的正直與激烈。

　　他只有借酒來麻醉自己，借酒來逃禍避患，而且還以酒為武器來表現(xiàn)自己對禮教的反判，在酒后作詩抒懷言志，隱晦曲折表達自己決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且有傳世名篇《詠懷詩》八十二首�！稌x書·阮籍傳》中說得好，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嵇康的醉酒另有一種情趣，山公曰： “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孤松盤屈高聳，玉山危危傾斜，這是嵇康其人，也是嵇康其詩。嵇康以自身的行為舉止寫出了一篇富有人生哲理蘊味的佳作。

　　王孝伯一席話一語中的， “名士不必須奇力。但使常無事，痛飲灑，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世說新語·容止篇》)熟讀離騷便可有屈原似的執(zhí)著與真誠，痛飲酒便會有阮籍似的放浪與灑脫，這是一種似莊似屈，又非莊非屈的人生境界，它成為魏晉時期一朝風尚，成就了一代名士。

　　詩中寓酒意，以酒入詩者首推陶淵明。陶淵明的喝酒，正如他的為人處世，澹泊為懷，酒是微醉，詩是醇真。更能顯出淵明風范的是他將對田園純樸生活的真切感受化入詩中，融進酒里，將田園之美與酒意之醇與詩情之真和諧完美地寫進人生。陶淵明于《飲酒詩二十首》序言中道出飲酒真味， “閑居寡歡，兼比夜之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fù)醉。既醉之后，輒題數(shù)句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 。

　　在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zhuǎn)悲” (《飲酒四》)的孤寂悲苦中，醉于名酒，娛于詩章，豈不是人生一大快事，況且陶淵明還有 “山滌余靄，宇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的人生寄懷及“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人生佳趣。陶淵明在酒、詩與田園生活的伊甸園里尋得了人生的真性情、真趣味、真價值。（文章來源：中 國酒業(yè)協(xi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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